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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特青训负责人：穆科科青年时比赛方式几乎无法复制到一线队

新华社柏林8月25日电，多特蒙德青训学院主管保罗-沙夫兰在谈到足球人才培养时表示：“如果赢得青年赛事冠军的球员，此后没能在职业生涯中迈出重要一步，那么这些冠军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若每个赛季能有两到三名青训球员真正进入多特一线队，就已经是‘完美的工作’。”

2000年前后，处于低谷的德国足球启动青训体系改革。青训中心逐步成为职业俱乐部的准入要求，德国足协也建立起覆盖全国的人才培养网络。十余年后，改革成果集中显现，德国队于2014年第四次捧起大力神杯。

然而此后，德国队2018年、2022年连续两届世界杯止步小组赛，今年又在世界杯32强战中被巴拉圭队淘汰。

“我们过去太重视青年足球里的竞争，反而有些忘记了发展的意义。”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特蒙德青训学院主管保罗-沙夫兰表示，德国青训需要改变的不只是训练方法、赛事制度，更要重新回答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才算青训成功？

保罗-沙夫兰的答案很直接：“两年前我们就明确——如果赢得青年赛事冠军的球员，此后没能在职业生涯中迈出重要一步，那么这些冠军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

长期以来，联赛排名、杯赛成绩和各年龄段冠军，是衡量一家青训学院成绩最直观的指标。但在保罗-沙夫兰看来，过于追求这些指标，有时反而会偏离青训的初衷。

“我们自己也赢过很多青年比赛的冠军，但并没有把足够多的球员送进一线队。”

保罗-沙夫兰以穆科科为例，这名曾经轰动德国足坛的少年射手，在多特青年队时期拥有惊人的进球效率，保罗-沙夫兰以“一个赛季50到60球”来形容穆科科当时在青年比赛中的统治力。

但多年后回看这段经历，保罗-沙夫兰更关心的是穆科科“怎样进球”。他说，穆科科青年时期的不少进球，是在中场附近拿球后，依靠速度和个人能力直接突破防线完成的。“这种比赛方式几乎不可能复制到一线队，可能除了梅西，没有多少球员可以做到。”

这也是青年球员培养中的一个难题：一名身体发育较早，或某项能力明显高出同龄人的球员，可以依靠优势不断进球、帮助球队获胜。若只看眼前成绩，教练没有理由改变他的踢法；但这样的优势，未必能带到成年赛场。

保罗-沙夫兰说，如果现在再培养一名类似特点的球员，他可能会让其更多尝试10号位、8号位，而不是长期固定在中锋位置。代价可能是进球减少，青年队的成绩也可能受到影响。“你可能因此每个赛季少30到40个进球，但最终可能得到一名更好的球员。”

对于真正有潜力的年轻人，多特甚至会主动给他们增加挑战。保罗-沙夫兰提到，一名U17球员曾是同年龄段的明星，升入U19后却突然失去主力位置，一度十分挣扎。在这个案例中，教练组没有让他回到U17继续当核心，而是让他留在U19适应竞争。

保罗-沙夫兰认为，从青年队进入成年队，本就是球员成长过程中最难跨越的一步。如果在青训阶段始终处于舒适环境，真正进入一线队后反而更难适应角色变化。

在保罗-沙夫兰看来，过于看重比赛成绩并非多特蒙德一家俱乐部的问题，德国青少年足球长期存在把成年足球过早移植到儿童足球中的倾向。

“你去看基层比赛，会看到太多教练试图把成年足球复制到儿童足球里。”

对于六七岁的孩子，比起阵型、站位和胜负，获得更多触球机会更重要。保罗-沙夫兰认为，如果儿童过早按照成年足球的方式进行大场比赛，每个人真正接触和处理球的机会反而有限。

近年来，德国足球已经着手改革。低年龄段更多采用小场比赛，增加孩子的触球次数；减少不必要的长途参赛；U17、U19最高级别青年赛事也完成重组，赛季第一阶段更多采用区域化比赛，此后再按照竞技水平重新分组。改革的出发点，是让比赛更多服务于球员发展，而不是让球员发展服从于比赛结果。

年轻球员频繁更换青训学院也是保罗-沙夫兰关注的问题。据他介绍，一名年轻球员整个青训阶段平均效力的青训学院数量，在欧洲五大联赛总体约为1.6至1.7家，而德国接近2.5家。

在他看来，每一次转会都意味着重新适应教练、战术、队友乃至生活环境。短期看，从小俱乐部进入更大的青训学院似乎是一次“升级”，频繁更换环境却可能打断长期培养的连续性。

德国近年来因此提高了青年球员在青训机构间流动的门槛。保罗-沙夫兰说，这对俱乐部短期选材并不方便，但从长远看有利于德国足球。

如果冠军不是最重要的标准，什么才是？保罗-沙夫兰给出了一个现实的数字：每个赛季如果能有两到三名青训球员真正进入多特一线队，就已经是“完美的工作”。

一线队位置有限，顶级青训学院不可能把每一名年轻球员都培养成自己的职业队员。沙夫兰认为，青训既要把真正具备顶级潜力的人推向更高水平，也要帮助没有获得晋升机会的球员找到下一条路。

在多特蒙德，球员最迟会在每年2月得知自己下赛季能否进入更高年龄组。如果不能留下，俱乐部会与球员及家长沟通，帮助寻找其他俱乐部、其他青训学院甚至海外机会。保罗-沙夫兰把这称为“预期管理”。

“瓶颈会越来越窄。”保罗-沙夫兰说，如果从一开始就让每名U17球员都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为多特一线队球员，那么最终的淘汰只会更加残酷。

一家顶级青训学院，每年真正能够送入一线队的球员或许只有两三人。在保罗-沙夫兰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的培养失败。青训的责任既包括帮助少数人走向最高水平，也包括让更多年轻人认识职业足球的竞争规律，并为不同的发展道路做好准备。

泉州22个申遗遗产点简介出炉

昨日，市申遗办发布“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遗产点简介。

据介绍，本次泉州申遗项目的遗产整体由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构成，分布在自海港经江口平原并一直延伸到腹地山区的广阔空间内，完整体现了宋元时期泉州富有特色的海外贸易体系与多元社会结构，多维度地支撑了“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这一价值主题。

4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日活动中，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介绍，我国2020年的申遗项目名称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本次泉州申遗工作就遗产价值、系列遗产的要素构成逻辑与整体关联，以及可持续的保护管理途径等方面进行了深化研究和完善，补报文本已于2020年2月1日前递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

泉州是10—14世纪世界海洋贸易网络中高度繁荣的商贸中心之一，作为宋元中国与世界的对话窗口，展现了中国完备的海洋贸易制度体系、发达的经济水平以及多元包容的文化态度。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包括：九日山祈风石刻、市舶司遗址、德济门遗址、天后宫、真武庙、南外宗正司遗址、泉州府文庙、开元寺、老君岩造像、清净寺、伊斯兰教圣墓、草庵摩尼光佛造像、磁灶窑址、德化窑址、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洛阳桥、安平桥、顺济桥遗址、江口码头、石湖码头、六胜塔、万寿塔。

部分申遗遗产点简介

南外宗正司遗址

南外宗正司是迁居泉州的宋代皇族群体的管理机构。南外宗正司的设置，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政权对泉州海洋贸易的推动，体现了强有力的官方管理保障。

遗址目前已考古发现两处建筑基址、一处水岸设施、一处沿岸道路，出土建筑构件、瓷片等文物。

建筑构件包括瓦件、脊兽、砖块等。瓦当纹样包括莲瓣、牡丹、芙蓉花等花卉图案和少量兽面纹，砖块上刻有“官”字，表明其与官方建筑有关。一些瓷器残片上有墨书，其内容与干支纪年、机构名称或人名有关，是与皇族群体相关的重要线索。

磁灶窑址（金交椅山窑址）

这是宋元时期泉州城郊外销瓷窑址的杰出代表，反映了泉州以外贸手工业为显著特点的产业结构，其生产体系和生产规模展现了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强大的基础产业能力和贸易输出能力。

它与德化窑址、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等共同反映了宋元时期海洋贸易对泉州地方产业发展的积极促进。考古工作共发现南朝至清代（6—20世纪）窑址26处，其中宋元时期（10—14世纪）窑址12处，均分布于晋江支流九十九溪两岸的小山坡上。金交椅山窑址始建于10世纪，兴盛于10—13世纪。

磁灶窑瓷器在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东非等地多有出土，并发现于南海一号、华光礁一号、韩国新安沉船、印尼爪哇沉船、菲律宾吕宋沉船、哲帕拉沉船等沉船上。

德化窑址（尾林—内坂窑址、屈斗宫窑址）

这是宋元时期泉州内陆地区外销瓷窑址的杰出代表，其兴起受益于宋元泉州海洋贸易的繁荣，在发展过程中创烧出独特的白瓷产品，显示出海洋贸易推动下泉州本地制瓷产业的创新和发展。

德化窑位于泉州城西北约70公里处的德化县，始于晚唐，在宋元海洋贸易发展的背景下获得重大发展，窑址遍布全县。其中，德化县城周边的窑址分布最为集中，已调查发现宋元时期（10—14世纪）窑址29处。这一带生产的陶瓷可由陆路运输至南部永春县，再经晋江支流东溪运往泉州港口。

尾林—内坂窑址位于德化县三班镇西北，窑址分布于上寮溪的南北两岸，面积约12200平方米。考古工作已发现7座窑炉及部分作坊、废品堆积等窑业遗存。屈斗宫窑址位于德化县城浔中镇宝美山破寨山的南坡上，1976年经考古发掘揭露出一处元代窑炉遗址。该窑为分室龙窑，是龙窑向阶级窑转化的过渡形式，反映了宋元时期窑炉技术的进步与发展。

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

这是宋元时期泉州冶铁手工业的珍贵见证，与泉州的陶瓷生产基地共同显示出宋元泉州强大的产业能力和贸易输出能力。

遗址位于青阳村南部的山坡上，面积约一万平方米，包括一处冶炼遗址、分布于矿山上的一组古矿洞、一处冶铁生产者余氏家族的祖屋遗址、一段古道，以及为冶炼提供薪材的山地。

经初步考古调查、勘探和实验分析，冶炼遗址使用小高炉进行块炼铁冶炼，并以木炭为主要燃料。生产的海绵铁经过初锻形成铁块、铁片等初加工产品后，再加工或运输至其他地区进行锻造再成型，制成铁器。根据对遗址上提取的10余处炭样进行的C14年代测定，其年代集中在10—11世纪前后。结合遗址出土钱币、瓷器残片的年代特征，可确定遗址为宋代的块炼铁遗址。

安平桥

安平桥俗称“五里桥”，为中国现存最长的跨海梁式石桥。这是泉州与国家广阔的南部沿海地区的陆运节点，体现出海洋贸易推动下泉州水陆转运系统的发展。其建成是泉州官方、宗教人士、商人及平民共同参与的结果，既体现了宋元时期泉州多元社会结构对海洋贸易的贡献，又反映了海洋贸易给泉州社会带来的经济繁荣和财富积累。

顺济桥遗址

这是泉州古城与晋江南岸的陆运节点，是伴随海洋贸易发展而建设的出入古城商业区的主要通道，完善了泉州的水陆转运系统。

它与德济门遗址、天后宫共同体现了海洋贸易推动下古城南部商业性城区的发展，见证了商业拓展对交通系统的促进。

顺济桥遗址位于泉州古城南门德济门外，横跨晋江两岸，以近顺济宫（天后宫）而得名。顺济桥1211年由南宋泉州郡守邹应龙主持建造，沿用至20世纪，14世纪以来多次修缮，现以遗址状态保存。（记者蔡紫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