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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博物馆张红兴获评市道德模范：他是“两栖”考古员

张红兴在水下考古 （张红兴 供图）

宋元时期，泉州是“东方第一大港”，泉州湾曾经船来船往，商贾如织。千百年来，泉州海域也留下了沉船、陶瓷、石件等许多的遗存。水下考古是为了揭开海底的神秘面纱，从水里“淘宝”。15年来，泉州市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张红兴一次次将沉睡在不同海域、不同年代的“宝贝”捧出水面。近日，他被评为泉州市第六届道德模范（敬业奉献类）。 

□记者 廖培煌

危险相伴 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2000年，张红兴毕业于厦门大学考古专业。2004年，他参加了国家博物馆在广东阳江举办的水下考古第三期培训班，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水下考古专业人员之一。

事实上，在“下水”之前，张红兴是泉州最早拥有考古领队资质的人员之一。他主持、参与泉州较大的考古调查、发掘项目30多个。2004年8月至11月，他参加了漳州东山明末清初郑成功战船水下考古，那是他第一次水下考古的经历。

水下考古听起来酷，但安静的海面下，步步凶险。

2008年的平潭海域水下沉船考古调查，张红兴和队友潜到36米深的海底，分开一段距离作业。在礁石群附近，张红兴的潜水瓶被一条废弃的绳子勾住，进退不得。他没有慌张，一边安静地等待队友发现异常，一边做着最坏准备：脱掉潜水装备，剪断细绳，化解危险。5分钟后，队友发现异样游了回来，用潜水刀割掉绳子，张红兴化险为夷。

海底风险无处不在，看起来“可爱无害”的海洋生物，却有可能带来危险。2010年一次水下考古，一只大水母细须吸附在张红兴呼吸器旁的脸颊上，出水后，他的脸颊和嘴唇肿得老高，直到一年后，被水母蜇过留下的黑痕才消去。

收获不小 水下“足迹”遍布各地

有人以为，水下考古“玩”潜水，无非将海底、沉船里的东西捞上来。事实上，水下考古工作千头万绪，仅分工就有潜水组、调查组、文物组、物探组、出水文物保护组、水下绘图组、摄影拼接组等。每次下水，相关人员要背着几十公斤重的潜水设备——呼吸器、潜水服、面罩、压铅、脚蹼、潜水表和潜水刀等。

2018年西沙群岛沉船遗址，遗址在水下两三米的浅水区，水下摄影每次拍到区域有限，只能分区拍再拼接。“一张完整的沉船图，要用近千张照片拼接。”2008年，华光礁一号沉船水下考古，沉船在古代使用时就已补了6层的船侧板，仅摄影从里到外，就花费大量时间。白天在水下，夜晚住船上，“50多天脚没有沾陆地。”

15年水下考古，张红兴收获不小：2004年东山郑成功战船、2005年平潭碗礁一号、2007年福建大练沉船、2008年莆田北土龟礁一号、2007-2008年西沙华光礁一号、2010年漳州半洋礁一号、2012年肯尼亚拉姆群岛沉船、2015年西沙珊瑚岛一号沉船、2015年丹东致远舰沉船、2016年泉州海域水下考古调查……他的水下“足迹”，遍布西沙、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等海域。

文物更多是从陆地出土而来，水下考古则从最直接的角度、物件来丰富史料。水下考古，可能发现古船遗址、瓷器、香料、木头、茶叶等，这些文物流逝在时光、沉淀在茫茫海底，“能参与其中发掘沉睡海洋的‘宝贝’，无比荣幸。”这位北方汉子，早已爱上不一般的水下考古。

诗乐同构：当代中国民族音乐创作的新维度

　　■滕晓鹏

　　古诗词与中国民族音乐，堪称中华文明长河中辉映千年的艺术双璧。诗词以言志传情为魂，尽显汉语声韵之美；民乐以丝竹金石为体，凝结着东方独有的审美记忆。中国民族音乐欲屹立于世界音乐之林，必须深植于中华文化本源，激活传统艺术基因，并以现代创新重构属于中国的音乐新范式。古诗词除意境深远外，其固有的平仄抑扬与格律节奏，恰与民乐讲究气韵生动的形式审美形成深层契合。

　　当前，“诗乐同构”已成为当代中国民族音乐整体性创新的重要路径。从上海民族乐团以“溯源一体”理念打造的《诗的中国》，到中央音乐学院取材《诗经》创作的《风·雅·颂》；从中央民族乐团将岁时节日转化为声音叙事的《天地永乐·中国节》，到浙陕两地联手、以城市美学对应唐宋气象的《唐诗·宋词两座城》。这些作品题材各异，却共同昭示了一种全新的创作维度：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已突破浅表，步入深度再造的层面。此类演出之所以打动人心，核心在于依托生成音乐新结构、塑造人格化新声音、建构舞台新空间三大手段，达成了艺术生产的质的飞跃。

　　溯源一体：生成音乐作品新结构

　　中国古诗词与民族音乐同源共生。《礼记·乐记》所载的“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清晰道出了先秦时期诗、乐、舞三位一体的艺术形态。然而，随着历史演变，诗乐逐渐分离，“徒诗”成为主流，古乐谱系大多失传。这种分离导致了一种长期存在的创作惯性：音乐与诗词处于主次分明的异位状态，音乐往往沦为诗词的附属背景，或是诗词成为乐曲的空洞标题。当代创新首先要重建诗乐一体的本体关系，把长期背离的诗乐有机融合，实现从异位到同构的回归。

　　今年在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演出的上海民族乐团《诗的中国》，诗与乐深度融合，不但体现了“溯源同构”的理念，而且在融合中生成了一种新的音乐结构。回归“诗乐一体”的本源，跳脱了单一诗人或单一朝代的视域局限，通过集句成篇的手法，将《诗经》的朴拙、《楚辞》的瑰奇、唐诗的雄浑编织成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话场域。这种结构本身就彰显出中华文脉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涌动着蓬勃的艺术生命力。“新结构”更深刻地延伸至声音生成的层面，作曲家精研汉语音韵，力求旋律线条严格遵循四声起伏，使乐句的呼吸与诗词吟诵的气口完美咬合。为了丰富声韵表达的多维层次，乐章开篇引入童声对“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吟唱，以返璞归真的音色，完成了对古代吟诵传统一次极具匠心的现代转译。

　　机缘同生：器乐人格化与诵读情感化

　　关注声音的微观叙事与人格化塑造，已成为当代民族音乐破局创新的核心方式。乐器超越了单纯的发声功能，作为独立的言说主体，在民乐长期的社会化演进中被赋予了明确的叙事指向，能够精准锚定特定的时空坐标与人物心境。

　　当代创作亟须深化这种器乐的人格魅力。《诗的中国》便以此为支点，通过器乐的拟人化立象与人声诵读的情感化传神，双轨并进，合力推动了古诗词音乐从“朗读”向“吟咏”的审美范式转型。古诗词的平仄、对仗、押韵等格律要素，本质上是古人情感波动的声音密码。表演摒弃了字正腔圆的播音腔，追求一种基于理解和共情的声音情感化表达，在《将进酒》的演绎中，男声独唱以一种近乎嘶吼又带着戏谑的语态，将李白式的狂放不羁注入现代声腔；而在表现王维禅意诗境时，气声与实声的交替转换，营造出一种“蝉噪林逾静”的听觉空间。

　　《唐诗·宋词两座城》中，打击乐化身威严史官，击节以记盛世；琵琶化作霓裳舞姬，轮指尽显“大珠小珠落玉盘”之灵；箫笛仿若文人墨客，低吟出故人惜别之婉。诵读者以情赋声，引领乐音穿梭古今。演奏者以人格化的国际语汇，让长安的万国来朝与杭州的烟雨潮涌在音符间复活，深融唐宋文脉与当代审美，奏响了中国文化的温润强音。

　　多维度的声音编织构建起一个立体的情感场域，童声代表文化的原初记忆，成人合唱象征历史的厚重积淀，器乐独奏彰显个体的精神独白，诗词朗诵确立文本的理性坐标。各种声音形态不再各自为政，而是在“机缘同生”的理念下，共同完成了对一首诗和一段乐的精神解读。

　　身韵立境：从听觉艺术到空间体验

　　传统的古诗词和民乐，侧重于“听”的单向维度，舞台上的演奏者如同乐谱的精密执行者，与观众保持着一种审慎的距离感。而新的探索是打通听觉与视觉、身体与意象的界限，将音乐会转化为时空一体的具身审美经验。

　　“身韵立境”要求演奏者的身体成为音乐的重要部分。二胡演奏者运弓时的身体弧度、琵琶演奏者轮指时腕部的流动、古筝演奏者拨弦时的重心起伏，这些原本属于演奏技巧的身体动作，被有意识地转化为可视的舞蹈语言。当演奏者的肢体韵律与诗词的节奏同频共振时，舞台呈现便获得了双重审美维度：观众既能“听”到诗的意境，也能“看”到乐的流动。

　　身韵美学成为建构舞台新空间的核心元素。《诗的中国》“空山月明”篇章，舞台灯光随诗意变化，从冷色调的幽蓝渐变为暖色调的金黄，与乐器音色形成通感对应；在表现边塞诗风的段落，多媒体投影将苍茫的大漠、呼啸的北风视觉化，使文字的视觉张力与音乐的听觉冲击力相互激荡。这些核心意象的生成，皆源于表演者身韵之中所蕴含的勃发生命力。

　　新舞台空间的建构是一场突破性的审美层级的跃升。中央民族乐团的《天地永乐·中国节》借由多媒体技术与声场设计，将抽象的二十四节气时间流转，解构并重组为可触可感的沉浸式通感空间。舞台利用光影变幻与环幕投影，将“清明雨丝”“中秋皓月”“除夕飞雪”等自然意象具象化。演奏家不再是乐池中孤立的表演者，而是化身为山水画卷中的一部分，深度融入舞台景观，使观众在生理的震撼与心理的触动中，捕捉到节日的炽热律动，打破了物理剧场的第四堵墙，抵达了“诗中有画，画中有乐”的东方美学意境。

　　观众由此完成了身份的根本转变：从单纯的听曲者升维为文化精神的亲历者。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仅获得了感官的愉悦，更在生理的共鸣与心理的浸润中，实现了“悦耳、悦心、悦志”的三重境界升华。

　　随着《诗的中国》《唐诗·宋词两座城》《天地永乐·中国节》等一批作品相继登台，创作者已突破西方音乐范式的限制，回归汉语声韵与音乐本体表达的现场；同时超越了单一的“博物馆式”的传统复现创作，而是植入到当代大众的情感体验中，让历史文化资源真正参与现代人的精神建构。空间建构破圈，打破了听觉艺术的单向度隔离，听觉审美转向视听一体、身韵同构的剧场体验，实现了从技术展示到文化叙事的历史跨越。古人的诗意与今人的乐思在此刻交汇，共同编织中华文明的当代艺术精神图谱。（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

　　《解放日报》（2026-07-07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