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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音乐版权保护如何破局

　　一首传唱十余年的《李白》，在一场商业演唱会的舞台上意外成为检视华语流行音乐版权生态的“显微镜”。今年3月，歌手李荣浩直指新生代歌手单依纯在个人巡演中，未经授权且在明确被拒后仍演唱其代表作《李白》。李荣浩一方坚持维权守护原创底线，单依纯一方则迅速致歉承担责任。看似快速平息的个案，却精准戳中了行业长期存在的授权混乱、责任模糊、侵权侥幸心理盛行等痛点。北京青年报记者通过采访业内人士、法律专家，结合近年多起典型司法案例，探寻流行音乐版权保护的破局之路。

　　引爆热点

　　李荣浩作品《李白》

　　拒授权后被强行商用

　　从商演舞台到网络直播，从综艺翻唱到短视频配乐，流行音乐版权侵权已成为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近年多起公开事件与司法判例，展示了当前版权乱象的多重面貌。

　　以近日歌手李荣浩和单依纯因歌曲《李白》引发的版权纠纷为例，单依纯团队为巡演申请《李白》授权，李荣浩方明确拒绝，但单依纯仍在2026年3月28日的深圳演唱会上，登台演唱改编版。李荣浩于次日通过微博公开维权，附邮件与音著协证明，控诉单依纯故意侵权。单依纯随后致歉，承认审核疏漏，删除本次演出官方宣传中涉及《李白》的相关内容，停止《李白》在后续所有演出中的演唱，并承担全额版权使用费及相应赔偿。

　　业内人士直指此案属典型“授权被拒、强行商用”，主办方主观过错明确，单依纯作为表演者未尽到审核授权文件的义务，也存在过失。李荣浩对此的回应是不需要赔偿：“我要是想要钱，从一开始就会授权给你，那不是更加名正言顺，何必如此大费周章。”

　　在流行音乐领域，类似的侵权事件并不在少数。如女歌手降央卓玛在多场商演中，未经授权演唱刀郎作品《西海情歌》，权利人告知后仍未停止。法院认定侵权成立，判决其与主办方连带赔偿7.5万元，并判令立即停止商业演唱该作品。

　　综艺与网络平台，同样是版权侵权的高发地带。比如李志诉《明日之子》侵权案，选手未经授权翻唱改编《天空之城》，用于录制、播出与网络传播。李志公开维权索赔300万元，打破“综艺翻唱免费宣传”误区。法院最终判赔20万元。

　　事件发酵

　　音乐创作者

　　从“维权”到“被维权”

　　版权纠纷不止于舞台演唱，词曲权属侵占、版税拖欠等问题，更让不少原创音乐人陷入维权困境。音乐人吴向飞诉环球音乐案也一度备受瞩目。吴向飞创作的《路一直都在》等11首作品，被环球音乐擅自登记并长期收取版税，而创作者却分文未得。

　　在李荣浩公开控诉单依纯侵权的同时，吴向飞也喊话李荣浩：“最近我发现@李荣浩曾公开演唱我写的《路一直都在》，没有向我取得授权，也没有向我支付任何使用费。李荣浩是不是也应该向我道个歉？”李荣浩后续回应称，该次演唱是十年前的公益慈善演出，未收取任何报酬，符合著作权法合理使用范畴。

　　吴向飞近日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跟李荣浩并无私交，当时看到李荣浩的微博，第一反应是对方维权的行为是正确的，李荣浩与单依纯版权争议的核心矛盾在于歌手对版权使用的漠视与认知偏差。

　　连带发现自己作品曾被李荣浩未经授权公开演唱，吴向飞说：“作为创作者同时也是歌手，在演唱别人的歌时，是否绷紧了版权这根弦。李荣浩从作者的角度去维权，非常正确，同时从歌手的角度来看，是否也很严谨地在唱别人的歌。我认为这是两件事情。”吴向飞说。

　　李荣浩对此的回应是，要求吴向飞拿出证据：“我若有错，我绝对不含糊与您道歉，赔偿认罪伏法。您若有错，我也会公布审判结果，请万千网友督促我，务必第一时间公布，不要让任何一个坏人尝到甜头。”

　　吴向飞于4月15日通过微博发表关于李荣浩公开表演《路一直都在》情况说明，表示法律明确了无须作者授权的前提，必须满足“不以营利为目的”，但法律实践中：公益活动不等于没有营利。所谓公益活动可以未经许可表演他人已发表作品，不具有法律依据。不卖票也不等于可以未经许可使用他人音乐作品。“从已掌握的多份证据看，2013年《行走的力量》音乐分享会属于商业活动，不符合‘未经许可就能使用他人音乐作品’的法律规定。”

　　韬安律所高成律师就此解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第九项规定，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且不以营利为目的，属于合理使用，无需取得著作权人许可，也无需支付报酬。该条款的立法本意在于鼓励非营利性的现场公益文化活动。

　　如果李荣浩当年公开演出该歌曲确有其事，且符合公益演出免责的三个条件，则构成著作权法下的合理使用，无需取得词曲权利人授权；若不满足，则可能构成侵权。高律师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不仅在于保护专有权利，还包括鼓励作品的传播等。在合理使用情形下，行为人依法应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问题核心

　　抱有侥幸心理

　　“先使用、后补手续”

　　从李荣浩维权到“被维权”的争议，恰恰暴露了流行音乐领域对版权规则认知的不统一，这背后是整个行业长期以来对版权合规的漠视。

　　在业内人士看来，问题的核心并非“无法可依”，而是“有规难行”。音著协等集体管理组织的存在，本意是降低授权成本、提升使用效率。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从业者将其理解为“全权授权方”，忽视了词曲作者仍拥有关键决策权。尤其在商业演出、改编使用等场景中，是否需要取得原作者单独许可，往往成为争议焦点。《李白》事件中，单依纯此前曾在音综中演唱《李白》并获得过综艺使用授权，但“节目可用”并不意味着“巡演可用”。

　　从事演出企划工作的王岳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流行音乐领域，“翻唱”较为普遍。一些从业者以“轻度改编”为由规避授权，或抱有“先使用、后补手续”的侥幸心理，这就使得侵权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被“常态化”。部分演出市场更注重现场效果与流量转化，对版权合规投入不足，在这一背景下，版权往往被视为“成本项”而非“基础规则”。

　　高成律师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分析，《李白》版权纷争，折射出行业痛点，从法律视角来看，核心成因在于权利状态的碎片化与获权链路的断层，以及行业法律意识的薄弱。

　　首先是权利主体分散，音乐的著作权可以说是所有作品类型当中最复杂的。一首歌曲的权利可能由词曲作者自行持有、授权给版权代理公司、唱片公司，或交由音著协等集体管理组织管理。这种状态导致使用者在“找对人”这一步就充满障碍。其次是合规意识的薄弱与行业惯性。实践中，很多演唱会筹备周期紧，主办方往往抱着“先上车后补票”的心态，跳过了“确认权利归属——明确授权类型——签订合同支付报酬”的合规流程，轻视了未经许可进行演唱可能带来的法律责任和舆情风险。

　　高成律师认为，单依纯在致歉中提到“巡演的曲目版权审核、授权申请等工作，均由主办公司全权负责”，这个说法符合《著作权法（2020修正）》第三十八条规定。单依纯在声明中承认了“监督疏忽”，这意味着艺人未能尽到审慎核查授权文件的义务，存在一定过失，但不改变主办方承担主要侵权责任的法律定性。“当然，最终责任的实际承担主体，也需要看演唱者和主办方、承办方等组织者之间是否专门约定具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承担方式。实践中，艺人的经纪公司、工作室等，也可能同时具有主办方或承办方的角色，因此也可能承担相应责任。”

　　环境改善

　　原创者维权意识提升

　　通过公开渠道表达诉求

　　尽管问题存在，但业内普遍认为，流行音乐版权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法律体系持续完善，对侵权行为的界定更为清晰，处罚力度逐步加大；另一方面，原创音乐人维权意识明显提升，越来越多人选择通过公开渠道表达诉求，例如歌手卢庚戌曾多次公开反映，其创作的歌曲在部分商业演出及线上直播中未经授权被使用，并通过法律与公开发声方式追讨版权费用。他同时表示，将部分维权所得用于公益，以推动行业对版权问题的重视。《李白》事件中，李荣浩直接公开证据、明确表态，也被视作是一种更具公共性的权利主张行为。

　　公开资料显示，2021年开始，音乐人吴向飞开始了与环球音乐的长期版权战。截至2023年10月，其提起的五起著作权侵权诉讼一审全部胜诉。

　　2024年，吴向飞起诉相关平台公司侵权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终审裁定两个平台侵权。同年，吴向飞诉环球音乐公司、网易云音乐等平台侵权案，法院终审裁定环球音乐公司及音乐平台侵权。环球案终审宣判后，吴向飞通过法律途径正式明确了包括《路一直都在》在内的歌词著作权，权利人是自己，并非版权公司。

　　“每一次维权案例的推进，都在为整个行业的版权规范积累经验，都在为后来的创作者铺路。只有让侵权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才能形成有效威慑，让更多人重视版权、敬畏规则。”吴向飞也说，近些年版权保护环境在逐年改善，“音乐使用者的付费意识不断提高，音乐平台也通过诉讼了解到版权公司存在的问题，清楚了音乐平台需要承担的责任。从这一点来说，诉讼有它积极的一面。但在合法使用音乐作品的过程中，当下非常需要监管部门介入。”

　　吴向飞认为目前演出审批与版权监管尚未形成有效联动，对于有过侵权记录的演出承办方，缺乏相应的惩戒机制。他建议文化演出审批部门应建立“侵权及演出申报”联动机制。

　　高成律师针对商业演出主办方在策划演出、邀请艺人演唱他人作品时，应如何避免侵权也给出了建议：提高版权合规的法律意识，将版权获权作为演出筹备的核心环节。首先准确定位权利人，可联系作者、版权代理公司或音著协，核实权利链条和可授权范围；其次根据使用场景（线下、线上、是否改编等）精确获取对应权利（表演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改编权等），并完成合同签署与付费。

　　对于艺人而言，在参与商业性演出前，应要求主办方出示并严格审核表演歌曲的授权文件，在未获得授权或授权不清晰的情况下，谨慎演唱相关歌曲，避免因主办方的疏忽导致自身声誉受损。

　　文/记者 寿鹏寰

　　统筹/满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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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近邻党建问需于邻：邻里的事邻里来解决

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泉州近邻党建问需于邻——

邻里的事邻里来解决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这是中国亘古不变的治国理念。

远亲不如近邻。这是寻常百姓朴素的生活道理。

当治国理政落地到生活实践，就有了泉州近邻党建的模式探索。把党员进行角色转换，以邻里的身份近距离去问需于邻，以党员的能力和关系去帮助邻里解决难题，党员服务群众、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最后一米也就打通了。

党员进楼，服务进家，邻里的距离恰到好处。泉州在全省率先探索党员街巷长、楼栋长机制，有序推进网格化服务管理整体提升，进一步将党组织引领与服务触角延伸到居民、群众家门口。

——推行“两长一员”机制，畅通近邻治理末端。2020年3月，泉州按层级设置党员总街巷长、街巷长、街巷服务队，以住宅楼栋为单元设置党员楼栋长，明确党员街巷长“六项”任务、党员楼栋长“五员”职责等，通过掌握邻里情况，反映邻里诉求，化解邻里矛盾。目前，全市共聘任党员街巷长1292名、党员楼栋长3652名。

——推行党建和社会治理“一张网”服务管理模式，提升近邻服务效能。泉州将社区“各大员”并轨转任为专职网格员，聘任符合条件的党群工作者、党员志愿者等担任兼职网格员，实现“多员合一”的效应。建立“社区—网格员—街巷长（楼栋长）—居民群众”四级响应机制，网格员负责收集党员街巷长、楼栋长难以处理的近邻问题，在网格层面联络多方协调解决，而后提交社区城市基层党建联席会议研究商议，做到“小事不出小区、难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

——实行分类激励机制，为基层党群工作者提供组织保障。按照“两长一员”队伍中在职党员、社区党员、党群工作者等不同类型，分类建立动态管理和服务积分制度，表现优秀、群众认可度高的社区党员、党群工作者纳入社区“两委”后备力量重点培养，优先推荐为各级各类表彰对象。

民之所想，行之所至。以群众的需求为出发点，泉州各地还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创新举措，写出了许多“要服务找支部、有困难找党员”的动人故事。

网红街巷里的“街巷长制”

微改造后，鲤城区金鱼巷成了全国有名的“网红街巷”，商铺民居混杂，管理压力大。怎么让金鱼巷实现管理“优”、商业“兴”、人气“旺”、生活“美”？金鱼巷所在的海清社区党支部探索实施了“4+4”党员街巷长制基层治理模式，即联动共治、联结资源、联盟商户、联合服务4联。

金鱼巷选取热心社区事务、熟悉街巷民情的党员担任街巷长，配备副巷长2名、巷长助理1名，成立街巷长管理服务团队。建立“问题收集—分类呈报—处理解决—评议反馈”的处理机制，由街巷长召集，定期联合商户、街道、区直单位等召开街巷议事会、问题反馈会等，及时调处化解邻里、家庭纠纷，商户矛盾和群众反映强烈的街巷问题。同时，充分融合辖区内资源，有针对性地配备城管、律师、医生、金融助理等街巷管理服务团队成员，常态化提供服务，街巷管理更直接、更精准。实行“党员街巷长制”以来，金鱼巷变小街巷为“大家庭”，街巷长及管理服务团队共收集解决问题49个，解决率达100%，有力构建起基层善治新格局。

启示：“党员街巷长制”是泉州立足老街巷、老街坊邻里情深的特点，动员热心党员、群众担任街巷长，以熟人服务管理熟人，把基层治理延伸到街头巷尾的有力探索，大大激发了党员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让基层治理有力度，更有温度。

安置小区里的“近邻晤福”

作为典型的拆迁安置小区，泉港区聚福小区面临着涉迁群众就业难、就学难、就医难、收入少等搬迁“后顾之忧”。为解决这些问题，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党支部，培育“近邻晤福”（闽南语谐音“有福”“五福”，意喻邻里和睦安康）小区党建品牌。

聚福小区发挥党支部政治引领作用，把党建触角延伸到小区每个角落，带动业委会、物业公司、群团组织建设。开展党员“亮身份、亮承诺、亮服务”活动，推行“三清单”服务项目12个，认领并实现困难群众微心愿130多个，解决居民诉求50多项。打造“党员+青少年成长营”，对36名涉迁子女进行课业辅导、免费培训，打造“四点钟学校”。同时，与周边凤安村、上西村等13个涉迁村党支部，及区科协、法律援助中心、移动公司等8家单位共同组建“邻里红”党建联盟，动员机关党员参与小区志愿服务、关爱帮扶等活动，协调办理涉迁户不动产权证700多套，帮助涉迁子女入学23人。通过组织、党员、邻里、社会、集体“五个主体”协同发力，深化涉迁村集中安置小区治理，有效破解征迁后遗难题。

启示：实行“党建+业委会”引领小区治理机制，推行党员“三清单”等制度，创新志愿服务、网格服务、睦邻服务等“近邻”暖心举措，积极引入社会专业机构参与治理，强化联盟共建，打造多元共治平台。

“人文小镇”获评“全国最美”

惠安县聚龙小镇探索推行“邻里共治、邻事共议、邻约共立、邻困共帮”的“四邻”工作机制，打造“远亲不如近邻，小镇没有陌生，我们都是一家人”的和谐社区模板，日前荣获中宣部等18个部门评选的“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成为全市唯一一个获此殊荣的社区。

小镇党委成立企业、物业、社区协会、医院等4个党支部，整合摄影、书画等20多个文化艺术协会，以“邻里文化”为纽带，联合周边12个村级党组织共同组建“人文小镇”党建联盟，引导小镇及周边村860多名党员积极参与小区“微自治”，构建“资源融合、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的党建共同体。组织居民协商制定《聚龙文明公约》，填补居民自治“制度空白”，组建100多人的文明督导队，开展“环保共修”“文明督导”等活动200多次。开设信用良品店，以无人值守、自助购物的诚信消费模式，树立起文明新风尚。建设邻里广场、邻里情厨房、开心菜园等邻里公共活动空间，定期举办不同主题的“邻里宴”活动，营造“家文化”氛围。推行“党建+志愿服务”模式，组建老兵服务队等6个党员志愿服务队，每年开展志愿服务活动300多场次，织密邻里互帮互助连心网。

启示：传承弘扬“远亲不如近邻”重要理念，就是要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将邻里文化与党建工作有机融合，推动形成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小区居民自治共同体。

雷锋一样的“近邻帮帮团”

永春县鼎元星城小区的理发师辜克锋免费上门理发，成为小区老人口中的“好小伙”。辜克锋是一名党员，也是小区“近邻帮帮团”成员，获悉小区有老人行动不便理发难的问题，便主动请缨，免费上门服务。

作为较早期的征迁安置小区，鼎元星城小区存在不少顽疾。为此，小区成立兼合式党支部，以实施“党员回家工程”为契机，组建“近邻帮帮团”，设立近邻基金，有效破解安置小区共性和个性问题。“近邻帮帮团”设置爱心服务、健康服务、辅学服务、和谐服务、便民服务等5支服务队，目前已有党员志愿者31名，由在职党员、社工、教师、社区网格员等组成。帮帮团负责串联社区日常公共事务，调解矛盾纠纷，帮助贫困户、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代办各类事项及帮助居民修水电、捐衣赠物等。党支部还倡导成立了近邻基金，筹集资金9万多元，用于补助家庭发生重大变故的小区业主，奖励学习成绩优异的业主子女。

启示：“近邻帮帮团”是党支部牵头组织推动在职党员和志愿者良性互动、双向进入的近邻共建模式，成功推动小区治理由“独角戏”变为“大合唱”。

□本报记者 黄小玲 殷斯麒 陈淑华 庄丹丹 林铭珊